​政治学笔记17：从“阿拉伯之春”到“阿拉伯之冬”

政治学笔记17：从“阿拉伯之春”到“阿拉伯之冬”

感悟常识  2022-09-11 06:24 发表于河北

从“阿拉伯之春”到“阿拉伯之冬”

2011年初，突尼斯小贩布阿齐齐的死像一根火柴，点燃了一场席卷整个阿拉伯地区的革命，这场革命被称为“阿拉伯之春”。

在这场风暴中，一个个看起来坚不可摧的阿拉伯地区的威权政府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倒塌了。穆巴拉克在位已经30年，本·阿里在位25年，卡扎菲在位42年，但是，一个小贩之死就唤醒了民众，人们发现，原来这些铁腕强人不过是“纸老虎”，大多不堪一击、在抗议声中丢盔弃甲。

正如人们对“阿拉伯之春”的出现没有心理准备，它流星般的坠落同样令人错愕。在埃及，短暂的民主实验之后很快发生政变，新的军人政体甚至比穆巴拉克时代更加高压；在利比亚，卡扎菲倒台后，出现了多个政府，陷入内战；在也门，陷入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内战，成为伊朗和沙特两个地区性大国的代理战场；在叙利亚，根本没有来得及转型，就陷入一团乱麻的内战……唯一的例外是突尼斯，在最初几年的挣扎之后，它的民主政体终于站稳了脚跟，但它的治理绩效也乏善可陈。

所以，纵观整个阿拉伯地区，短短十年，“阿拉伯之春”已经变成了不折不扣的“阿拉伯之冬”。

威权倒台≠民主转型

为什么会如此出人意料？刘瑜认为，这是因为，在当代世界，人们倾向于直接把威权倒台等同于民主转型，把民众反叛等同于民主革命。

当我们看到一个专制政府被推翻，我们往往直接假定之后会是民主崛起。但是，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威权政府的倒台更普遍和常见的后果是另一个威权体制的建立，甚至是无政府状态或者战乱的出现，没有什么理由认为专制倒台之后会自然而然地出现民主政体。

历史上的王朝更替当然是这样，现代社会也常常如此。清王朝垮台之后，建立的不是民主政体，而是出现了军阀混战；伊朗1979年革命，巴列维王朝倒台后，出现的也不是自由式民主，而是神权政治；1989年苏联撤出阿富汗，最后迎来的更不是自由式民主，而是塔利班政权……从这个角度来看，“阿拉伯之春”变成“阿拉伯之冬”，并不是什么意外，它只是又重复了一遍常见的历史而已。

裂痕动员与民主制度自我颠覆的脆弱性

对于一个社会而言，只要其存在着阶层之分、存在着观念之分，其自然状态一定是多元的、矛盾的、吵闹的，就不可能存在着万众一心的“人民”。

比如：有房子的人希望房价涨，没房子的人希望房价跌，那有房子的人和没房子的人，谁不是人民？农民希望粮价上涨，城里人希望粮价下跌，那农民和城里人，谁不是人民？环保人士希望关闭化工厂，化工厂工人希望继续开工；有人相信上帝，有人相信安拉……所有这些对立阵营里，谁不是人民？

正因为社会是多元的、存在着阶层与观念之分，正因为每个政党都需要通过政治动员“发动群众”才能吸引选票，所以当“发动群众”发生在一个社会裂痕清晰而深刻的社会，政治动员就可能意味着社会裂痕的扩大甚至撕裂。这就是所谓的“裂痕动员”。

在不同的国家，社会裂痕的分界线有所不同，有的是所谓左右之争，有的是民族之争，有的是地区之争。在阿拉伯国家这个裂痕是沿着宗教的政治角色展开。

如此，问题来了。一方面，自由的社会一定是多元的、有裂痕的；另一方面，民主意味着政治动员，而政治动员可能暴露和扩大社会裂痕。这两个现象结合起来，是否意味着民主制度天然具有自我倾覆的危险性？答案是，确实如此。

这就是为什么历史上的民主常常非常脆弱。德国魏玛共和国的灭亡，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极左和极右的社会裂痕；西班牙第二共和国的灭亡，同样是因为左右之争；土耳其历史上的数次民主崩溃，都是因为“政治伊斯兰派”和“政治世俗派”之间的斗争。埃及等阿拉伯国家的民主崩溃，则是类似悲剧的又一次重演。我们观察历史，不得不承认，民主制度是脆弱的，而且它常常是亡于内爆，也就是被社会内部的撕裂倾覆。